&esp;&esp;真的没有可做的吗？
&esp;&esp;其实是有的！便是如后周世祖柴荣那样，练一支足以扫荡北国的雄兵！
&esp;&esp;“还有练兵！”米友仁思索着说，“王荆公所推的新法之中，最无争议的就是《将兵法》，然而《将兵法》只是强健了西军，却没有解决开封禁军和和河北禁军衰弱的问题。
&esp;&esp;因而如今我朝也出现了唐朝时的强枝弱干的局面……”
&esp;&esp;北宋的西军本来就和中央禁军和河北禁军不太一样，在熙宁新政前就存在府州折家军，麟州杨家军和青涧城种家军这样的世将，与“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”的其他北宋禁军是不大一样的。
&esp;&esp;熙宁变法中实行的《将兵法》又进一步加强了西军将门对军队的控制，再加上西北连年征战，军队得到锻炼，民风也日益强悍。所以西军的战斗力相对河北和开封禁军而言，实在是太强大了！
&esp;&esp;这种外强中虚的军事布局，是绝对不利于北宋朝廷的统治的。
&esp;&esp;而要消除西军作乱的隐患，方法只有两个：一是瓦解西军；二是在开封府练新军！
&esp;&esp;瓦解西军肯定是不行的，至少在西夏降伏前不能这么干，要不然小梁太后就要到开封府来做太后了。
&esp;&esp;而在开封府编练新军……仿佛也不大可行，因为同样的事情，后周世祖柴荣就干过！
&esp;&esp;米友仁苦苦一笑，又言道：“其实我朝的新政皆因西贼而起，而西贼之祸又因兵弱而起。要摧破西贼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练一支新军。因为军队都是日久则腐，承平则朽的。朽坏的军队是不堪用的，与其整顿，不如另起炉灶，再练新军。”
&esp;&esp;出身将门的米友仁对开封禁军和河北禁军的种种弊端，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因为九十多年没打什么大仗，又有“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”的弊端（《将兵法》并没有在所有的禁军中推行），所以早就腐朽不堪用了。而且军中各种势力，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想要整顿，简直是难如登天，还不如重新编练一支新军来的省事儿。
&esp;&esp;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也的确如米友仁所言，起因就是西夏建国。而西夏之所以可以建立，归根结底还是宋军的战斗力薄弱，累败于党项。
&esp;&esp;而要解决兵弱的难题，那么改革的重点无疑应该在军事上。而军事改革的重点，当然应该着力于选将、募兵、练兵、制造器械这等事情上。
&esp;&esp;其中又以选将和募兵、练兵最为紧要。
&esp;&esp;可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，恰恰不是以选将、募兵、练兵为核心的。而是以理财为核心的，在通过各种开源节流的改革手段改善了财政状况之后，并没有将大量的财力投入到新军的组建上去。对原有禁军、厢军的整理也只做了一半，裁掉了一些冗军，设置了一些编制较大的“将”，罢了折腾军将的《更戍法》。
&esp;&esp;但是却没有对西军以外的各禁军进行真正有效的整理和训练，也无法改变“将从中御”和“发兵、统兵、调兵、监军”多头管理之类削弱将帅指挥权“天家法度”。
&esp;&esp;只有西军稍稍开了个口子，形成了一个“军事特区”，才有了如今压着西夏打的“新政成果”。不过即便是这个“稍开”的口子，皇帝也没有放松对西军的控制。
&esp;&esp;而西军的军权其实也被拆得很散，文臣阃帅掌握调兵之权，西军将门握有统兵权，另外还有宫中派出，代表皇帝的宦官，比如李宪、秦翰、李舜举，还有后来的童贯等人，互相监督，互相扯皮，互相拖后腿，将就着和西夏打仗。
&esp;&esp;反正是绝对不能来个登台拜将，把西军大权集中在谁手里的。
&esp;&esp;但即便如此，现在也形成了西军独大的局面。若是没有强大的中央军制约，未来就不得不设法削弱西军这支唯一有战斗力的军队了……
&esp;&esp;“那为何不练新军呢？”武好古又问。
&esp;&esp;米友仁摇摇头，笑道：“老师何必明知故问？编练新军想要有所成效，必须授大臣以重权，选将、募兵、制器、训练，诸事皆系与一人或是一衙，事情方可成功。可是受命编练新军的大臣或官衙，又不免权责太重。而我朝的官家，又大多长与深宫，不谙兵事……
&esp;&esp;而且，开封禁军的大权，内官是不能染指的，以免重蹈昔日唐朝神策军的覆辙。”
&esp;&esp;一句话：皇帝自己不懂，交给别人又不放心，也就只能什么都不做，继续混日子了。
&esp;&esp;若是辽国那边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