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
孙承宗在担任辽东督师期间，利用建奴擅长野而短攻坚的特点，以城堡、兵台、堡垒，步步蚕食，他将明军防区一步一步地扩展开来。
但是，无论建筑城台或兵台，这都需要钱，天启朝的军费增加，也成了孙承宗的第一原罪，有人甚至称孙承宗为大明灭亡第一罪人。
孙承宗扩军是确实有其事，从五六万人马扩充到十四万人，他也清楚辽东成了大明一个巨大的沉重包袱，所以他也在努力自救。
孙承宗向朝廷上书：“从其他军镇调来的兵利于速战，本镇的兵利于久守。现在山海关内外聚集了秦、晋、川、梁、燕、赵各地的官兵，耗费巨大，日久必坐困天下。现在欲进则不足，久守则必变，所以士兵必须在本地辽民中征用，故随辽人之便，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，以土屯土。”
这就是所谓的“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。”
与袁崇焕的这个嘴炮不同，孙承宗是实干派。
“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，官屯银一十五万有奇，塩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，采青省饷部银十八万。”（见《崇祯长编》卷十三。
他的辽人守辽士养辽人之策，事实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。五千倾地，不是公倾，而是倾，既一倾为一百亩，既五十万亩。
辽东的土地算不上贫瘠吧，哪怕一年只收一季，按照亩产一石计算，岁收就是五十万石，事实上。
孙承宗背上军费开支巨大的锅，也不太合适，按照明朝食货志记载。
辽东：主兵，屯粮二十七万九千馀石，荒田粮四百馀两，民运银十五万九千馀两，两淮、山东盐引银三万九千馀两，京运年例银三十万七千馀两；客兵，京运年例银十万二千馀两。
哪怕把粮食计算到每石二两银子，辽东兵的军饷开支仍不足百万两银子，远远不及袁崇焕出关的时候携带了四百八十万两。
正所谓汉jian公然建庙，忠贤满身脏水，此时的大明第一“罪人”，仍旧不遗余力的担当着大明的糊裱匠，极力试图挽救大名这艘快沉的破船。
在袁崇焕在山东黄县兵败，身受重创的时候，崇祯皇帝给袁崇焕派出了三十多名太医，又携带了二十多辆贵重药材，前往登州为袁崇焕治伤。
而且，一字未提要处理袁崇焕的事情。
同时，他又提前想起了孙承宗孙阁老，蒙诏原官起用，夕闻命，朝就道，不过他还没有进京，就在丰台被袁可立堵住了，并且献上筹建讲武堂，以生员充任军官的思路。
大明重文轻武，像汉唐时代，出则为将，入则为相的文武全才，放眼整个大明朝，也是屈指可数。
如果可以平衡文武之争，解决军队战斗力的问题，这绝对是一场大善举。
孙承宗很快就在酒肆之内，写下了《请筹建保定讲武堂事》的奏折，准备在入宫凑对的时候，向崇祯皇帝禀告。
而与此同时，孙承宗也记住了袁可立的得意门生全旭。
在明代的师生，其实更是一种利益联盟。
全旭虽然没有入学，他已经是贡生的预备名单了。
袁可立要收全旭为学生，自然会对其调查，当然按照陈应转述，以及全氏族谱对照，他将准备材料，以河南学正递交上去。
全旭就可以恩贡的身份，毕竟，全氏在南宋时期，可是满门忠烈，与赵官家共赴海难的烈士后裔。
正所谓，朝廷有人好做官。
事实上，只有上面有人，路子就比普通人走得更顺。
袁可立愿意收全旭为学生，主要是考虑到，全旭对他有用，如果真的没用，他也不会搭理全旭。
更何况，全旭替东江军送去给养，间接帮了袁可立的大帮，也是鼓动着袁可立复起的关键人物。
这也算是投桃报李。
当袁可立前往登莱上任的时候，他的信已经发往大名府。
全旭前往卢象升的府邸，拜见卢象升。
卢象升对于全旭的印象一直都不错，特别是因为崇祯二年的旱灾，事实上，大名府并不是一直滴雨未下，只不过雨水还是太少，庄稼仍旧需要灌溉。
全氏大院出产的压水井，却帮了卢象升的大忙。
这种东西的制作成本不高，就是一个缸一个活塞，整体重量也就七八斤的样子，全套下来，加上水管，三两银子，全旭可以赚将近一两银子。
利润虽然不高，却惠及千家万户。
关键是三两银子的物件，普通百姓也承担不起。
可是随着银行的运行，大名府的百姓，就可以自家的宅院或田地作为质押，向全氏银行贷款购买压水井。
全氏银行共计十余万两银子的贷款，其中三分之一稍多，都是百姓贷款购买了压水机。压水井的优势非常明显，虽然出水量不是非常大，耗费的力气却不多，哪怕是一个孩子，也可以轻易压水，至少比挑水更方便。
“这阵子你在忙什么？”
全旭看着卢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