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毅的人马是在七月初二到达庐州。而这时吴甡等着他,以是等得望眼欲穿了。
虽然吴甡比商毅动身的时间早了大半个月,但北京离庐州更远一些,而且中原地区以被李自成所占,还必须绕着道走,再加上吴甡又是刻意放慢了行军的速度,因此只比商毅提前了七天到达庐州。
之所以把这次吴甡南下督师的地点放在庐州,是因为长江中游的地区被农民军占领,特别是武昌失守,导致南京吃紧。崇祯最担心的就是农民会顺江而下,一举攻克南京,席卷江南诸地。南京不仅是明朝的第二首都,同时也是整个江南地区的屏障,而现在明朝的财政收入有七成来自于江南地区,因此南京一但失守,不仅仅意味第二首都失守,而且等于是彻底切断了明朝的财政收入来源。
在这种情况下,吴甡南下督师的首要目地,就是先要保住南京不失。然后再能再谈其他的事情。而庐州就是南京的门户,左良玉己驻军在九江,吴甡再守住庐州,基本就可以保证南京的安全了。
不过吴甡在南下的过程中,虽然走得不快,但他也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做,而且在沿路上尽力招集地方军马,扩大自己的队伍,使人马达到了五万余人。同时又下令驻守在安庆府的刘良佐和黄得功部也得自己靠陇,分别驻守六安州和庐江,保护庐州府西南入口。而且这样一来,加上刘良佐和黄得功部至少在名议上,吴甡手里以经拥有了近十万的大军。
同时吴甡也深知手里只有人马还不行,因为人要吃,马要喂,还要有银子才能使士兵卖力作战,没粮没钱,就什么事也办不了.因此又让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,筹备粮草军资,运抵庐州以供军用,以便人马到了庐州之后,至少在后勤补济方面有充份保障。
事实上在这个时候,崇祯选择吴甡南下督师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吴甡为人虽然狡猾了一些,但还是有相当的能力,早在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的时候,就干过剿贼镇抚的事情。可以说在目前来说,无论吴甡能不能担负起督师平乱的重任,但也只有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
史可法也是十分尽职尽责的官员,和吴甡又是同属于一个阵营的——都是东林党人,因此对平乱的事情也十分上心,亲自劝说江南的富户巨商,勋戚豪门,支助钱粮物资。
而武昌的失守对南京的震动还是非常大的,张献忠可是有名的杀人魔王,整个江南地区都有些人心惶惶,但心张献忠会顺江而下,直取南京。而且江南一带基本都是富饶之地,又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产粮区,尽管现在是明末又是小冰河期,但总体来说,条仵还是比河南、陕西等地区好得许多。因此很快就筹集了一批钱粮。而史可法也亲自押送着第一批七万石米和三十万两白银赶到庐州。
正好这时吴甡的大军也到了,得到了这一批钱粮之后,吴甡才觉得有了几分底气。不过吴甡也清楚,虽然自己手下有了近十万大军,不过壮壮胆子还可以,想要指望这伙人去和李自成拼命,根本就靠不住。而且在路上他也接到了商毅以经从青州出兵的消息,因此到达庐州之后,也并不急于出兵,而是耐心的等待着商毅的到来。正如崇祯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吴甡的身上,而吴甡的希望,则全部都在商毅身上了。
听到商毅的人马到了,吴甡也十分高兴,立刻要出城去迎接商毅,正好这时史可法再庐州还没走,他也听说过商毅的名字,对他颇感兴趣因此也和吴甡一齐出迎。
等见到了商毅的人马到来之后,吴甡终于彻底安了心。
对商毅在山东的战绩,吴甡并没有亲眼见过,还有些半信半疑,但在北京看了商毅的人马阅兵时的表现之后,吴甡也不得不承认,商毅的人马,在大明朝来说,绝对是一支劲旅,绝不比关宁铁骑差,因此才在崇祯面前极要求,调商毅的人马南下。也把这次南下督师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商毅的身上了。
但吴甡心里还是有一些疑虑,因为商毅阅兵时,只有五百人马,虽然堪称Jing锐之师,但毕竟人数太少了。吴甡甚致怀疑,这五百人马会不会是商毅的家丁。在明末时期,中高级武将和一些抚镇地方的文官都会有自己的家丁,其实就是他们的私兵,而家丁的数量则是根据个人官职的大小,财力的雄厚而定,从几十人到数百,乃致上千都有。
虽然家丁不是朝廷的正式编制,但亨受的却是最好的待遇,使用最Jing良的武器装备,甚致会把朝廷下拔的军费武器装配都用在自己的家丁身上。因此家丁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朝廷正式编制军队。当年吴三桂救父,所带的五百人马,其实都是他的家丁。而朝廷对家丁现像也基本是睁一眼,闭一眼,默认下来。如果接受检阅的都是商毅的家丁,那么尽管Jing锐,太毕竟人数太少,恐怕也难当大任。
但看到商毅的军队之后,吴甡才发现,商毅的人马虽然人数不多,还没有达到他承诺的一万人马,而且衣甲也有些奇怪,但军容整肃,队列齐整。这时正是七月初的时节,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候,顶着烈日行军,如果换了其他的明军队伍,恐怕早就以经怨声载道,乱不成军了。但商毅的全军竟然毫无动摇